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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大史学巨匠和四大铁笔史官

2019/06/11 来源:闵行信息港

导读

“历史”世界让人搞不清的事情之一:太久远的历史连“史官”甚至资料都没有;同一段历史,各家各派的说法往往不同;尤其难者,有权控制史官的人会涂

  “历史”世界让人搞不清的事情之一:太久远的历史连“史官”甚至资料都没有;同一段历史,各家各派的说法往往不同;尤其难者,有权控制史官的人会涂改历史……但在世界范围内比较,中国清代中叶以前的历史还是比较可靠的,因为中国有一批“铁面史官”和一批伟大的史学巨匠。
  
  中国的史学巨匠不在少数,但若要评选头三名,非司马迁、班固和司马光莫属。
  
  司马迁,字子长,他的《史记》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,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。它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计3千余年的历史,全书共103篇,50多万字。《史记》的诞生,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鲁迅称之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司马迁极少用排比铺张的骈文,而形成了自己的朴素简练、通俗流畅。《史记》的语言历来被奉为“古文”的成就。
  
  继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之后,班固撰写了《汉书》。《汉书》述起于汉高祖元年(公元前206年)、止于王莽地皇四年(公元23年)的整个西汉(包括王莽政权)230年的史事,全书共12帝纪、8表、10志、70列传,总计为100篇,共80多万字。
  
  北宋名臣司马光负责总编纂的《资治通鉴》,则是我国的编年体史书,“资治通鉴”,翻译成大白话,即是“给治理国事的人当镜子用的史书”的意思,司马光负责编纂《资治通鉴》,历时19年,共294卷,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403年),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(公元959年),前后共1362年。《资治通鉴》的内容以政治、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,兼及经济、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,企图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、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,以警示后人。
  
  上述三部史学巨著的作者,下篇还会有所补述,本文则着重讲讲他们之外的四大铁笔史官。“铁笔史官”是有一种中国特有的“体制”背景———中国古代有两种朝廷命官是可以和皇帝唱对台戏的,那就是专门向皇帝提出不同意见的“谏官”,还有就是负责如实记录历史的史官。
  
  中国史官当中有气节的,当数春秋时齐国太史三兄弟和晋国的太史董狐。文天祥在《正气歌》里写道:“在齐太史简,在晋董狐笔”,将齐太史、晋董狐作为充满天地间正气的伟大人物加以大力褒扬。
  
  两件事情大抵是这样的:齐国权臣崔杼弑了他的国君齐庄公,齐太史公为此事书曰“崔杼弑庄公”,崔杼怒而杀太史公;太史公的弟弟依然在史书上记载“崔杼弑庄公”,崔杼又杀之,而太史公小的弟弟依然秉笔直书。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惧之?崔杼无可奈何,这事情就被如实记录下来了。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,这是用鲜血换来的史书上的真话,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。
  
  再说晋国有个正直的大臣正卿(宰相)赵盾,经常谏劝昏君晋灵公,晋灵公怒而派刺客去暗杀赵盾。赵盾的族弟赵穿便杀了晋灵公。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:“赵盾弑其君”,并且“示之于朝”,后来孔子称董狐为“良史”;同时,孔子也认为,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,也是“良大夫”。董狐不畏权势、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,是自古以来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样。这种直书实录的传统,令当时的当权者们有所顾忌———担心坏事被记载于史册,从而产生了某种制约作用。
  
  也就是说,史官的道德标准,是大无畏:哪怕你是皇帝老子,你做了错事,照样写入历史,杀了我的头也照样写。当然,史官能够做到“仗气直书,不避强御”,除了他们个人作为史官所具备的品德、素养和气节,也是和当时的史官制度分不开的。中国古代有一个规定,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。这也是为了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一个制度。《贞观政要·文史第二十八》记载,贞观十三年,褚遂良为谏议大夫,兼记“起居注”。唐太宗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。褚遂良回答说,现在的起居,就是古代的左右史,“不闻帝王躬自观史”。史官的任务是如实记载历史,包括帝王的所作所为,而九五之尊的皇帝,当然非常想有一个身后之美名,不想背负一个“篡改历史”的千古骂名,所以对史官也就特别客气;这一点,今人当愧不如。其实,自清代末叶始,真实记载历史就很难了,因为已经没有史官制度了。这一点,令人叹息。但不论如何,中国国学当中,历史一门,是可以傲立于世界的。古人说:“镜子正冠,历史鉴人。”毛泽东说:历史不可割断,从孔夫子到孙中山,当总结之,以继承此份珍贵遗产,为今所用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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